小说《金光大道》故事起始，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的芳草地村的贫苦农民，大多数立刻就面对着一家一户农业生产缺耕畜、少劳力的严重困难，面临着能否保住土改成果的严峻考验，而上面传下的实质上是放任自流的“发家竞赛”的政策，则使大多数在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中感恩共产党、信任人民政府的翻身农民茫然无措，以至开始失望而暗生离心。
小说反映的是历史，“发家竞赛”政策的确一度是新中国之初党内一部分人极力推行的，具体来说，其代表者就是党内二号人物刘某。当时，刘某在回复中央组织部的请示时曾声称：“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现在要让他发展”，“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现在的党员是可以单干的”，“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思想”。（参看本公众号文章：《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再评析 》）但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基础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其中广大的翻身农民占了很大部分，他们当然都不愿意重新沦为被剥削的对象，都期盼在新中国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因此，翻身农民中获得革命思想启发较多、富有公心的先进分子，就必然自发带头聚集周围的人，走上团结互助共同致富的道路，这就是《金光大道》中高大泉、朱铁汉、周忠等文学人物的原型。
《金光大道》第一部，主要就是文学性地表现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革起步的过程，而其中第二十九至第四十三章则讲述了农业生产互助组萌芽的故事，其大致内容如下：
高大泉等农民完成去北京支援车站装运货物的工作后返回芳草地，他们带着新中国恢复建设和巨大变化的见闻而受到的鼓舞、激励，主动向村民宣传“努力增产，支援国家建设，巩固工农联盟，支援抗美援朝，保卫祖国，往社会主义目标奋斗”的新思想，发动村民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掀起捣粪、送粪的热潮”。作为村里的党员干部，高大泉一边忙于自家的备耕，一边以党员的责任心关注全村的春耕准备，想方设法为那些“没有牲口、又搭不上伙的农户”排忧解难。
刘祥是一位诚实、善良、勤劳的中年庄稼汉，“这个翻身户，为难的事儿更多。他第一年分到土地，处处都得从头起：做工挣回工钱，买了一副旧犁杖，添了一些小农具，还得操持买种子。他串了几户有牲口的人家，不是早就跟别人搭了股子，就是嫌他没牲口，配不上犋（“配犋”是北方农村用语，指将两头牲畜——如牛、马、骡子等——配对组合，用于共同拉车、耕地等农活），亏了高大泉给他找了秦恺，才算有了着落。”
同样，高大泉也帮助翻身农民邓久宽家联系好了春耕春播的“搭伙人”。
当时农村无牲口的农户与有牲口的农户“搭伙”，采取的形式是“换工干活”：无牲口农户“从捣粪、送粪开始就得帮人家（有牲口农户）干，用两倍的人工换一个牲口工”。刘祥“他家孩子多，又都小，里里外外就他这么一个劳动力”，虽然活计繁重，勤劳的刘祥并不怕苦。但在这时，他妻子又病倒了，“吃药花钱不说，还得拉他守在家里，做饭看孩子，根本不能动一动身”，他想尽力自己解决，却在捣粪时又不慎伤了脚，无法出工，原定搭伙的农户见状就抛下他跟外村亲友搭伙去了。刘祥陷入了困境，对此，党员村长张金发说“政府管不着”，漠然置之。“小算盘”秦富等着刘祥来“雇套”（租用牲口、人力），企图趁火打劫大吃几场、大赚一笔。刘祥瞒着高大泉，不愿意给他添麻烦。高大泉因为春耕大忙诸事繁杂，又以为刘祥等困难户的事情已经基本安排妥当，被亲友催着去外村帮了几天工。
帮工回来后，高大泉得知刘祥家的突发困境，看到刘祥家里的口粮都拿去换了药、孩子饿得哇哇叫的状况，立刻从自家找到一些粮食给刘祥家送去，随后，高大泉与朱铁汉等人商量，要发动团员、民兵和青年积极分子“一齐动手”帮助刘祥家耕种，高大泉和朱铁汉甚至决定把自家田地的耕种停下“往后靠靠，明天先给刘祥种”。这时，老贫农周忠带来了外村组织临时互助组解决了翻身农户耕种困难问题的消息，使高大泉、朱铁汉和聚集在他们周围的翻身农民积极分子受到启发，大家一起“仔细地商讨”，决定成立把刘祥等贫困农户包括在内的芳草地村第一个临时互助组，集中全组人力和薄弱的畜力互帮互助，“决不让一户田地撂了荒”。互助组的男人帮刘祥捣肥、送肥、耕地、播种，女人帮他照顾病人和孩子，“经过了千难万难，让人们操碎了心，刘祥家那一块从地主手里夺过来的、沉睡了一冬的土地上，总算又响起了鞭子声，翻开了新鲜的土花”，使他渡过了春耕春播难关。
谁知，按下葫芦起了瓢。当高大泉正以为芳草地全村的耕种都已经完成的时候，却突然得知邓久宽家因为原定搭伙人临时变卦出去“放套”（即把自家耕畜租给别人以赚钱），成为唯一没有开始春耕春播的翻身户。高大泉自责“咱们工作太粗了”，想方设法、“说尽了好话”从外村借来了牲口，却发现邓久宽等不及，在自家地里不翻耕就开始撒种了。高大泉因为邓久宽这样“不是庄稼人”的种地作法大发脾气，但得知邓久宽这么做是不想再给自己“加重载”、也不愿去央求一心想从困难户身上榨取钱粮的村长张金发后，他后悔发火，更加体会到“赶快把穷根子狠狠地拔掉”的紧迫性……
经过高大泉、朱铁汉、周忠和临时互助组的共同努力，芳草地村种地困难的翻身农户都及时完成了土改后的第一个春耕春播，为秋后取得大丰收、翻身农民“保住土改胜利果实”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小说作者浩然笔力高超，把以上故事写得一波三折，在原本平常无奇的农村春耕大忙季节的生产、生活和人们的喜、忧中，写出了生死存亡的惊心动魄。
本来就家里底子薄的翻身农民刘祥突遭天灾人祸，就像高大泉“心里叨咕”的那样：“刘祥怎么这样倒霉，刚直起腰，憋了一身劲儿，还没上战场，就先受了伤。”如果是在解放前，如果解放之初的当时真的实行刘某所推行的“放任自流”、“欢迎剥削”的政策，刘祥刚分到手的土地必然会在土改后第一个春耕春播中“撂荒”，他将衣食无措，只能靠借贷过日子，最终将因还不起债而被迫出卖刚分到的土地，重新落入替富人打工甚至流浪乞讨的境地。刘祥的遭遇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小说写的正是文学性的历史事实。小说将刘祥决心靠勤劳改变生活、突遭灾难而极力想振作努力、四处找办法却走投无路、最后无奈绝望的过程一步步道出，写得波澜起伏，扣人心弦。
高大泉知道刘祥家里突陷困境后，顿时“心里又沉重又紧张”，“那件被汗水和灰尘浸染得变了颜色的白布褂子前襟，突突地跳个不停。”看到刘祥家里大人病倒、孩子饥饿的状况，他“心里发悸，感到有一种留在春风中的严冬余寒袭击着他前胸和后背。天空渐渐发白，星斗陆续隐去，四外雄鸡的啼叫，都撩拨着他那急躁痛苦的心”。他急步回家拿粮食时，“脚步噗塌、噗塌响，显得很沉重”，脸色“像石头一样”。他从自家所剩不多的口粮中找到“一个半桩子口袋，用手指捏捏，里边装的是棒子粒，就一提一抡，背到肩上”，给刘祥家送去。这些描写，鲜明生动地表现出高大泉对翻身农民视若亲人的感情，以及具备了革命思想的新农民的责任心。作者用“手指捏捏”、“一提一抡，背到肩上”的几个连续性急促动作，就写出了高大泉自责、痛苦、焦虑的心理活动。
小说写一贯沉稳、克制的高大泉对少年时好友邓久宽“大发脾气”之前，有一层层不露声色的积累、铺垫：他压下对约好与刘祥、邓久宽“搭伙”的人家变卦行为的失望，为自己“工作粗心大意”没有及时发现问题而自责，严厉批评村长张金发自私冷漠不愿帮助困难户但并未大肆张扬，一夜不眠思虑、一早赶到外村“说尽好话”替邓久宽借到耕畜，急匆匆赶回来却发现邓久宽一家已经在未翻耕的土地上播种了，这时，他“自春耕以来积压在肚子里的怒火忽的一下子冒出来了”：
“高大泉‘呼嗤呼嗤’地喘着气跑到邓久宽后边，一个箭步跃到他的前边，猛一下子从他手里夺过鞭子甩到地下，同时，另一只大手已经抓住了耠子扶把，用劲一拉，拉倒了耠子，也把那个丝毫没有精神准备的邓久宽拉了个大趔趄。
高大泉眼睛瞪得圆圆地逼视着邓久宽，吼吼地喊着:‘你！你是不是庄稼人呐！你这样种，它能长粮食吗？’
……邓久宽也愣住了。他们相处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见高大泉发这么大的脾气。他一时没有转过弯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高大泉继续喊着：‘你知道不知道，大伙儿为了把分到的土地种好，那么精心，那么用劲儿，偏偏你闹这么一块生茬地，这不是给翻身户的脸上抹黑吗？’
邓久宽终于弄明白了原委，他要分辩，粗脖子红脸，厚嘴唇抖动了好几下才发出声音：‘我就是为了不给穷人脸上抹黑，才这祥种……’
高大泉用脚跺跺地，说：‘这样种地，你还光彩呀？’
邓久宽说：‘怎么的，让那个没良心的张金发骂一顿光彩呀？ 不，我宁可少收少打，勒着裤腰带过，也不能到他那下巴颏底下讨一点东西吃！’
一肚子怒气的高大泉，反而被邓久宽这几句少见的硬朗朗的话给说住了。……”
这是一次忍辱负重、殚心竭虑、强压种种愤怒之后，在最亲近伙伴面前的情绪宣泄总爆发，一位责任心强的年轻党员、大爱大义、嫉恶如仇的血性汉子的形象，透纸而立。
故事中邓久宽妻子反对“雇套”耕种时的倾诉，撼人心魄：“咱们雇得起吗？耕一亩地，现钱一斗棒子，还得管牲口料、人吃饭，里外一加，一亩地没有二斗多棒子下不来。我家七亩生地，耕一遍，就是将近两石棒子呀！就说咱们这个碱洼地，十年九涝，还断不了遇上大旱、风雹。撒上籽，也是碰运气的事儿。闹好了，打个三、四斗，这就顶破天了。噢，八字还没一撇，我先给别人二斗？另外还有种子、肥料、工夫呢？这样里里外外一开销，我闹腾一年，不是白干吗？” 一石是十斗，“雇套”租金、草料、饭食每亩须付出两斗多棒子，邓久宽家七亩地共须付出将近两石棒子，而当时每亩地“顶破天了”只能收获四斗棒子，七亩地最多可能收获两石八斗，再加上种子、肥料等支出，地里辛辛苦苦一年的收成剩下的连自家糊口都不够——高大泉感到“要这么干， 比过去交地租还厉害”。由此可见“放套”者的剥削多么严酷。对此，当年新中国如果“放任自流”、“欢迎剥削”，则人民政府的“人民性”基础何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意义何在？
可以说，作者浩然用文学的手法写出了新中国之初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正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