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正确估量阶级关系的变化，是关系革命成败的首要问题。俄国十月革命后，在怎样看待社会阶级关系，特别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问题上，列宁同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这些机会主义头子展开了尖锐论战。
列宁在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谬论的同时，对当时的社会各阶级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为无产阶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学习列宁的有关论述，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领会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的伟大意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翻天地的变化。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地主资产阶级成了被统治阶级。但是，阶级关系的这种变化，决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消失，只是标志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及时地向全党提出了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战斗任务。
在阶级关系变化问题上，最先跳出来反对列宁的是臭名昭著的叛徒考茨基。他肆意歪曲十月革命后苏联的阶级关系，胡说“资本家和大地主因为受到剥夺而不作为一个阶级存在”，所有的人都应该“平等”地生活在“民主”的天堂里，“人人都享有一切政治权利，不管他属于哪个阶级和政党”，妄图通过取消和否认阶级斗争，达到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卑劣目的。
列宁无情地揭穿和嘲笑了考茨基的谬论不过是“甜蜜蜜的傻瓜”所蓄意制造的“甜蜜蜜的幻想”。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被推翻的地主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依然存在，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某些领域中，甚至比无产阶级还占有更大的优势。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必然会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而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变动的一个侧面，是老剥削阶级分子改变了他们的反革命策略。他们深知，“在公开的白卫旗帜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希望了”，不得不乔装打扮，将自己涂上一层苏维埃的“保护"色，戴上一顶“红帽子”，就这样，许多地主富农钻进了国营农场，许多资本家钻进了各种“总局”和“中心”，变成了苏维埃职员，更有许多阶级异己分子钻到苏维埃政府和党的高级职位上来。
列宁十分警惕地洞察到阶级敌人反革命策略的变化，指出：“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好地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因此把他们赶出了大门，他们又从窗户里钻进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
这种从打“白旗”到打“红旗”的转变，这种被“赶出了大门”又从“窗户里钻进来”的现象，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新特点。考茨基之流不仅矢口否认老剥削阶级的存在，而且特别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十月革命后，布哈林胡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由于从工人中培养出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将使新阶级分裂之可能的基础根本破坏”，完全抹煞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会出现阶级分化，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
列宁对布哈林的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根据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现实，列宁明确指出：“我国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真的。它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产生出来，而且更多地从那些摆脱了资本主义银行的、目前因铁路不通而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这是事实。你们想用什么方法来回避这一本实呢？你们只能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或是把不周密的书本知识当做复杂得多的现实。现实向我们证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
在这里，列宁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等级差异，这和旧社会差不多，大批新资产阶级分子就是从这块旧土壤里产生出来的。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耐普曼”分子、投机商人等剥削分子不断出现。他们利用手中握有的货币和商品，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甚至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也搞起了一个黑市买卖的中心据点——苏哈列夫卡广场。这个“苏哈列夫卡”后来虽被封闭了，但列宁认为，封闭一个“苏哈列夫卡”并不困难，可怕的是活在每个小生产者思想和行动中的“苏哈列夫卡”。
因为“这个“苏哈列夫卡”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只要它存在，资本家就可能回到俄国来，就可能变得比我们更强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应当成为我们工作中的主要推动力和衡量我们的实际成就的条件和尺度。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总之，小生产每日每时地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布哈林之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分化的“基础根本破坏”，纯粹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机会主义呓语。
由于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即使在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中，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也同样会分化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列宁指出，“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最熟练、待遇般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坏处都在不断地活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尖锐地指出，一些身居苏维埃要职的共产党员已经成为官僚主义者，“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列宁认为他们是“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号召大家必须清除这种敌人。当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镇压了白匪的叛乱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初步得到了巩固，阶级力量的对比进一步朝着有利于无产阶级方面变化。
一九一〇年，布哈林写了《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胡扯“现在我们可以肯定，旧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恢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使任何剥削都成为不可能的事”。
列宁驳斥这种"怪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作者忘记了‘社会阶级关系’"(《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依然存在，只是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即整个资产阶级都把复辟希望寄托在苏维埃与共产党的“内部的蜕变”。
当时有个叫米留可夫的大资产阶级代表，目睹俄国的地主资产阶级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颇有感叹地说：在俄国“要恢复资本主义就必须经过社会革命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的阶梯”。
另一个流亡国外的老立宪民主党头目乌斯特里雅洛夫，也狂吠只要苏埃政权产生“内部的锐变”，那么，“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支持他们。"
这些反革命分子的自供，十分清楚地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关系的变化，道出了党内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远远比社会上的更危险、更厉害。
列宁十分锐利地看到了米留可夫、乌斯特里雅洛夫供词中反映出的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认为这是“敌人说出了阶级的真话，指出了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并指出：“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因此，对这个问题必须特别加以注意：究竟谁会得胜？”(《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列宁特别强调指出：“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早在一九一八年初，他就对在十月革命前后涌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即他称之为“十月布尔什维克”的，表示不安。
事实的发展正如列宁所预料的，十月革命后这批人日益成为整个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那个被老叛徒考获基吹捧为布尔什维克“最重要的领袖”的托洛茨基，十月革命前夕混入党内，窃取了党、政、军的一部分权力，成为当时隐藏在党内的最大的走资派。
那个在苏联带头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赫鲁晓夫，同样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十月布尔什维克”。正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在斯大林去世后，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葬送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做了白匪军、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列宁从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规律的深刻认识出发，谆谆告诫全党必须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他指出，“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论修改党纲》)
伟大的列宁在他生前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严厉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筑起了一道又一道防止党内产生新资产阶级的战壕。为了防止党和国家干部搞特殊化以至蜕化变质，列宁认为必须用动员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清洗党内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人。
为了防止苏维挨职员的“官僚"化，列宁采取了吸收广大革命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的措施，提倡让长期担任苏维埃或党的工作的人到机床和犁旁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具体规定担任行政职务的工人每四个月必须回厂劳动一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