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的意图常常在于试图使遗骸本体论化，使它出场，并且首先使通过辨认遗体和确定死者的墓地来进行。”

　　——雅克·德里达。

　　有的人嘲笑当代左派只会“哀悼”，不敢做出实际行动，也有的人欢呼“历史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乃至一切左翼叙事都失败了。如果后者说的没错，那么正如前者所说，左派确实没什么实际行动可做了。历史还会继续“前进”吗？还会有下一次革命吗？无论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都难以说服对方，书籍上、报纸上到咖啡馆里，嘈杂的论战只起到一个作用：让人们继续说服自己，坚守立场。这是有意义的吗？很难说。

　　那么，所谓的“哀悼”又有何意义？如果马克思主义果然失败了，在今天(3月18日)，巴黎公社运动的154周年纪念日，我们追忆、赞颂、缅怀那些“失败的”革命者们有什么意义？一两百年以来的全世界各地，无数共产主义者为了理想自甘付出了他们的生命，这一切是没有意义的吗？如果连数目如此之多的“人之死”这样的事件都可以被无意义化，那如今这个“永远拒绝革命”的社会又有什么意义可言？

　　有的人会说：“意义”不是必要的，即使新自由主义的叙事把“革命者”排除出人类生命权的范畴，也不影响它对所有当代人的合法性（即使我们所有当代人由之而来的历史都不可避免的受到“革命者”的影响）。从最悲观的角度来说，也许是这样的，但这样的说法实在太残酷，我们本能的不愿意接受。我们说，意义是必要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说，“哀悼”是有意义的，因为只要仍有人在“哀悼”，马克思主义就远远没有失败。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卡尔·马克思。

　　何谓“幽灵”？显然，幽灵由于其生理上的已死性而被剥夺了法理的生命权利。当我们对一个已经死了不止50年的作者的作品进行天马行空的改动时，即使他像一个活着的幽灵一样与我们对话着，他也已经完全丧失了著作权。因此幽灵是禁忌，是被亵渎的存在，他们貌似是存活的，但我们必须要严格禁止他们的“存活”这一事。一个活人怎么能被剥夺生命权呢？然而我们确实已经这么剥夺了。人们害怕鬼，害怕幽灵的出现，害怕死人复生，因为人们早已强行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权，人们负了债而不愿意偿还。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提出的幽灵性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幽灵既非生也非死，超越了这二元对立，永远处于“到来中”的状态。我们刚刚说，幽灵是债权人，无论是为理想献身的革命者们，还是被资本主义社会间接逼死的各种弱势群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已经背负了原初债务，所以它要尽可能的把受压迫者排除出生命权的范畴，否则总有一天，幽灵要来讨债。我们看到，在林肯正式为黑人赋予人权之前，奴隶主们并不因为自己肆意杀害黑奴而背负什么有效的债务。同样的，工人们的工作权利被视为“自愿的契约形式”，当他们因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而遭到失业，最终被逼死的时候，资本家也同样不背负什么有效的债务。

　　154年前，勇敢者们做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在人类历史上是头一遭。七十多天之后他们遭到镇压，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维护共和政体”为由获得了被宪法所允许的超越宪法的权力，即阿甘本所说的“例外状态”，这些勇敢者们的生命权被完全剥夺了，很多人未经严格的审判就直接遭到处决，即使每个公民平等的生命权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合法性来源。资产阶级抗拒幽灵的方式就是如此：我可以宣称你并非公民或你没有某项权利，这样，你就无法成为我的债权人。

　　我们呼唤幽灵，所以我们哀悼。国家机器总是剥夺人们反抗它的合法性，近年来在网上被严重诙谐化的“光州民主化运动”就是如此。对当局的抗议被描述为叛国行为，这也是国家机器对暴力的合法垄断的一个集中体现。革命的合法性从何而来？从哀悼而来。资本主义背负了无数血债却想要全都否认，而我们要求的还债、制裁本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根据。前人已经推着我们走到这一步就已经没有放弃的理由了，对人来说，最难受的事情莫过于自己干了一辈子的事业都是没有意义的，他不希望后人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感同身受的他要去认可前人所做的一切。我们是如此，我们的前人是如此，我们都知道“无意义”的可能性，但没有人愿意选择这样的结果。

　　巴黎公社运动在世界历史的大地上砸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源源不绝的“幽灵性”就从中流溢而出。由于某种执念，人不甘于死，所以在身死之后才会变成幽灵。巴黎公社运动的幽灵见证着“未完成的正义”。还会有下一次革命吗？这个问题是无法被解答的，因为当我们自以为得出某些结论的时候，原先的命题早已浮动到了另一个点位，就像幽灵总是尝试附身某个身体，但当他奋起一跃的时候，那个身体已经移动到了另一个点位。

　　就这样，幽灵永远的“游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