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文学

 

夏末的風帶著潮濕的熱氣，在香港的維多利亞港上空盤旋。那風似乎也帶著一絲悲涼，吹拂著城市上空的一朵烏雲。這朵烏雲不是別的，正是曾經輝煌一時的房地產巨頭——中國恆大。

八月二十五日清晨，當上班族們行色匆匆地穿梭於高樓之間，無人在意，一場盛大的落幕正在無聲無息地進行。香港聯交所的電子屏幕上，恆大的股票代碼黯然消失。這家曾經市值高達四千億港元的房產帝國，在短短几年內，市值蒸發了超過99.5%，最終以不到二十二億港元的市值悲慘退市，留下了兩點四萬億元人民幣的債務黑洞，如同一個巨大的黑色墓碑。

然而，這個故事的結局，並非如數字般冰冷而簡單。

恆大的倒下，像是一塊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了層層漣漪，也讓一個潛藏已久的名字浮出水面——城投。

最初，它們是地方政府派出的「白衣騎士」，帶著使命感去拯救陷入泥沼的恆大。如今，這些騎士卻成了最大的「接盤俠」。當恆大這顆驚天巨雷爆炸後，一個更巨大的陰影籠罩在中國經濟的上空，也懸在每個人的頭頂：下一個會不會輪到城投債？

一個名叫張狗剩的年輕人，正坐在遊樂場的摩天輪下，與他的朋友聊著天。他倆剛剛從一個恐怖的鬼屋裡出來，鬼屋裡不是僵屍或惡鬼，而是「中國各省隱形債務報表」。那密密麻麻的數字，比任何妖魔鬼怪都要嚇人。

「嚇死我了，」朋友心有餘悸，大口喘著氣，「那報表……」

「別說了，太嚇人了，」狗剩趕緊打斷他，遞過一支冰淇淋，試圖用甜味壓下心頭的驚恐。

他舉了一個例子來解釋這種恐懼從何而來。

2021年，恆大陷入資金鏈危機時，中信信托有一筆高達三十二點五億元的「嘉禾125號」信托計劃逾期。債權人走投無路，只能向地方政府求助。2022年，廣州市政府出手了，他們要求恆大退還土地，然後引入廣州城投作爲擔保人，分兩年償還信托本金，同時，城投的子公司以低價接手了這塊地，並承諾完成配套的足球公園建設。

這筆交易看起來皆大歡喜：投資者零損失，恆大甩掉了燙手山芋，而廣州城投則拿到了地。但掌聲還沒響起，狗剩就給出了警示。

廣州城投，這個廣州最大的政府投融資平台，雖然打著市場化的幌子，背後卻是市財政的靠山。它不是什麼財大氣粗的活雷鋒，實際上自己也背著沉重的債務包袱。更關鍵的是，廣州城投和恆大關係匪淺。早在2020年，為了營救資金緊張的恆大，廣州城投就曾豪擲百億元入股，成為恆大第三大股東。如今，恆大退市，這百億元打了水漂，廣州城投可謂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這筆三十二點五億元的信托兜底，對本就靠借新債還舊債過日子的廣州城投來說，絕不是小數目。而廣州城投的遭遇，絕非孤例。

近兩年，各地的城投公司紛紛被地方政府推到台前，接管房企的爛攤子，不僅替房企還債，還在土地市場上充當「托底俠」。這些國資背景的城投公司，一邊穩定房價，一邊給自己找業務，看似兩全其美，實則將房地產的巨額債務和虧損包袱，一併攬到了自己肩上。

「驚喜嗎？意外嗎？」狗剩苦笑著搖頭。

房地產債務，只是冰山一角。城投真正燒錢如紙的地方，是那些地方政府交辦的各種大型項目：修地鐵、建學校、蓋醫院、造產業園……城投儼然成了地方政府的「超級信用卡」。

「恆大的爛攤子，只是冰山一角，」狗剩說，「城投公司肩上的隱形債務大山，才是深埋水下的灰犀牛。」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估算，全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規模已高達六十萬億元左右，這不是一顆地雷，而是一顆靜候爆發的核武器。

要弄清這頭「怪獸」如何養成，必須追溯到幾十年前。

故事始於一九九四年的分稅制改革。當時，中央收走了增值稅等大部分稅種，地方政府的錢袋子一下癟了，但需要承擔的基建、教育、醫療等開支卻沒有減少。這就埋下了地方財政不匹配的禍根。

地方政府在捉襟見肘的困境下，很快想出了辦法：既然法律不允許政府直接發債，那就成立公司來借錢。於是，城投公司應運而生。它們名義上是企業，實則專為政府借錢而生。地方政府將土地、股權等資產劃撥給城投公司，再由城投去銀行貸款、發債，將錢騰出來鋪路架橋。

這種「中國特色的準市政債券」粉墨登場，並在後來的歲月裡，一路狂奔。

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推出「四萬億刺激計劃」，各地被鼓勵瘋狂上項目，拼基建。中央的錢只是杯水車薪，大頭全靠地方自籌。銀行開閘放貸，融資平台如雨後春筍。

「二〇〇八年到二〇一〇年，成了城投債的大躍進時期，」狗剩說。

幹部任期有限，債務卻可以留給下一任。這種「一個挖坑，下一個填，填不上再挖更大的坑」的把戲，在各地不斷上演。到二〇一三年換屆時，一份全國審計報告顯示，十六個地區已經資不抵債，離財政破產只差一層窗戶紙。

當時，新上台的領導決心給地方隱性債務踩剎車。二〇一四年，預算法修改，允許地方發行正規債券，同時嚴禁通過融資平台變相舉債。然而，各地早已被高投資高負債養大了胃口，正規發債額度遠遠不夠用，於是繼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通過各種新花樣變相舉債。

中央與地方在債務上的博弈，儼然一場貓鼠遊戲。中央嚴查打壓，地方則絞盡腦汁偷梁換柱。這種走鋼絲式的拔河，一直持續至今。

這兩年，城投危機又提到了新的高度，多米諾骨牌開始一張一張倒下。

貴州，這個「黔無驢也沒錢」的西南省份，近十年上演了一出現代版的「基建狂魔」。截至二〇二二年底，貴州官方顯性債務高達一點二五萬億元，債務率全國最高。而這還只是冰山一角，實際總負債遠超這個數字。

二〇二三年四月，貴州傳出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一份內部文件流出，文件中直白地寫著：「化債工作推進異常艱難，靠自身能力已無化債方法。」

「這等於是扯下遮羞布，公開向中央喊救命，」狗剩說，「政府公然示弱求援，這是史無前例的。」

北京當然不會輕易出手。中央早已定調：「誰家的孩子誰抱」。然而，貴州一再「哭窮」，最終迫使中央開了「小門」。二〇二二年以來，財政部特批高風險地區發行特殊再融資債券，用新增債券額度置換部分隱性債務。貴州動作最快，拿到了全國最多的指標。

但是，正如標準普爾的分析，這些特殊債券只能緩解短期的流動性風險，遠非長期解決方案。

貴州的故事，是中國地方債困局的縮影。一個沒什麼錢的省份，為了追趕發展而舉債，最終山窮水盡，舉白旗投降。而更引人深思的是，貴州並沒有通過債券違約的方式引爆危機，而是採用了中國特色的「拖延軟著陸戰術」。

二〇二三年初，貴州遵義市最大的城投平台——遵義道橋集團，對一百五十六億元銀行貸款祭出了「超級展期」：二十年內只付息不還本。

「網友們炸鍋了，」狗剩說，「為什麼國家就能展，我們就不行？還一展就是二十年，你怎麼不再拖一百年，拖到AI統治人類？」

遵義這一招挺絕，不宣布正式違約，只是無限期延長，讓債權人慢慢消化損失。銀行帳面不記壞帳，城投不算違約，但錢幾十年不歸還，相當於讓銀行出血認栽。

「一句話，能展則展，能拖則拖，」狗剩說，「拖到最後，債就不是債了。」

遵義道橋事件，撕開了城投債運作的真相：地方通過平台大舉借債搞基建，最後還不起就一拖再拖，讓債權人陪跑。

在這些財政緊張的地區，官員們好大喜功，上馬了諸多面子工程。湖北荊州花了一點七億元造了一尊巨大的關公像，結果因「破壞環境和浪費」被中央點名，又花了更多錢拆除。這種「換一屆領導就想搞個大新聞」的戲碼，在各地輪番上演。至於可持續性如何，債務誰來還，甩手官老爺們心知肚明。

更可悲的是，大筆債務不僅被浪費，還滋生了系統性腐敗。許多官員內外勾結，把融資項目當成「搖錢樹」，而最終這些腐敗的成本，悉數攤在政府債務上，由全體納稅人買單。

「現在，我們來到故事最後一幕，」狗剩嚴肅起來，「直面那個殘酷的問題：中國地方債這座火山，將以怎樣的方式噴發？」

要預判未來，必須回到中央與地方這對矛盾主體。中國財政體制的演進和債務積累，從一開始就是中央與地方博弈的產物。中央為了GDP增速，對地方舉債睜一眼閉一眼，甚至推波助瀾。債務多了又想踩剎車，地方則陽奉陰違，繼續借新還舊。

過去，各級政府有種幻覺，相信不斷舉債投資，GDP和土地財政終會增長，債務自然可以化解。然而，人口紅利消退，樓市失速，經濟下行，這顆雷開始冒煙，再也瞞不住了。

「我的錢錢呢？不對啊，我還有錢的啊！我的錢錢呢？」狗剩模仿著一個聲音，有些滑稽，又有些心酸。

一個身著中式長袍，手拿折扇的男子，出現在他身旁。

「您忘了，」一個聲音響起，「貴州要了幾百億，甘肅又要了幾百億，現在全國哪個省都來問我們要錢，都說自己欠了一屁股債，就差去裸貸了。」

男子手中的折扇猛地一收，氣得直發抖。「那我們接下來從哪弄錢啊？總不能讓我去裸貸吧！」

「我們已經和下面的韭菜們商量好了，」那個聲音又響起，「馬上讓他們勒緊褲腰帶開始交社保。昨天還斃了幾個不同意的，現在他們都同意了。」

這段看似荒誕的對話，道出了地方政府債務困局的實質：拆東牆補西牆。

「這活不好幹，快出來釣魚啊！」突然，一個聲音從遠處傳來。

狗剩和朋友回過神來，原來是趙司長在岸邊朝他們喊話。

「別做節目了，快出來，趙司長找我們釣魚，」朋友說，「釣上來就有肉吃了，啃了好幾天饅頭了。」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從海邊這釣回去啊？」狗剩嘆了口氣。

「等哪天接到廣告多掙點錢吧，」朋友看著遠方的海面，「說不定領導高興，給我們調回去了。」

這句話，既是對未來的期盼，也是對現狀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