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的黑死病给封建制度带来了致命打击，而封建制度在瘟疫爆发之前就已经腐朽不堪。同样，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破产，以及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确实改变了世界。其迅速而致命的传播无情地暴露了各国政府的弱点，使医疗服务不堪重负，并引发了自 1930 年代以来（甚至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
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最初的冲击逐渐消退，一股巨大的愤怒和厌恶浪潮开始席卷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机构。到处都有一种深刻的感觉，那就是事情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了。
面对此类事件，评论家们自然会寻找历史类比来描述我们所处的时代。对许多人来说，最接近的类比不是现代，而是14世纪席卷欧洲和亚洲、夺走欧洲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生命的致命瘟疫：黑死病。
这种类比具有重要意义。并不是因为当今的疫情与瘟疫的生物学效应有相似之处，而是因为瘟疫造成的巨大社会后果。
黑死病被认为是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它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局限于14世纪。这场瘟疫所引发或加速的进程彻底改变了社会关系，并最终奠定了现代欧洲的基础。
仔细研究黑死病及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并非是学术研究。尽管14世纪和21世纪之间存在许多重要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两者都是过渡时期，旧的腐朽秩序开始瓦解，而新的社会力量则挣扎着诞生。
黑死病是什么？
众所周知的黑死病是一场由致命的鼠疫耶尔森氏菌引起的流行病，这种菌寄生在亚洲和非洲各地各种啮齿动物携带的跳蚤腹中。
1347年至1351年间，这场流行病沿着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席卷东大、中东和欧洲，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直到18世纪，它仍会定期复发，但规模有所缩小。
其中最著名的一种是腺鼠疫，因患者淋巴结肿大而形成圆形黑色淋巴结而得名。感染该病的人中，高达60%的人因此死亡。这种病毒至今仍在东大部分地区存活，内蒙古最近于 7 月报告了一例疑似腺鼠疫病例。
更致命的是肺鼠疫，这种病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至少 95% 的病例是致命的。最后，败血性鼠疫（由血液感染引起）不太常见，但总是致命的。
不太为人所知的是，14世纪黑死病的到来实际上是瘟疫第二次袭击欧洲。第一次瘟疫袭击东罗马帝国是在6世纪，当时皇帝查士丁尼正试图重新征服西方。
据认为，这场灾难夺去了当时欧洲大约一半的人口，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和欧洲黑暗时代的到来。
有趣的是，两次疫情的到来都与欧洲历史上两个最大的转折点紧密相关：第一次是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是封建制度的衰落。
毫无疑问，瘟疫造成的死亡和恐慌将从心理、政治和经济上动摇社会的根基。
但要理解黑死病爆发后欧洲社会发生的转变，我们不能只看这个因素。我们必须了解14世纪社会是如何组织的；以及这场流行病带来的巨大外部冲击如何与其内部动态相互作用。
1347年的社会
思考1347年的欧洲社会时，首先要记住的是，当时的欧洲社会与当今的城市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绝大多数人口（在英格兰高达90%）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工厂或城镇——尽管确实存在日益繁荣的中世纪城镇，而是封建庄园。
封建农村的阶级斗争主要不是由雇佣工人和他们的老板之间进行的斗争，而是由农奴进行的。
庄园本质上是一个村庄，农民从“庄园主”那里租借土地，以换取他们部分产品，并被迫在领主的“自留地”（即领主直接拥有的土地）上劳役。这种剥削形式被称为农奴制，是整个封建制度的基础。
在封建制度下，社会上最有权势的阶级不是如今统治社会的银行家和实业家。工业资产阶级在当时并不存在。最接近它的是行会的工匠，他们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里。银行业只以非常原始的形式存在。商人是资产阶级中最有权势和最有影响力的阶层。但商业资本家好勇斗狠的黄金时代尚未到来。
统治阶级由军事封建贵族和教会组成：“战斗者”和“祈祷者”。但除了祈祷和战斗之外，贵族还拥有几乎所有土地，除了森林等公有土地。
祭司和贵族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持有者，天然地垄断了社会的政治、思想和信仰机构。
那时还没有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工人阶级。工人要么为自己工作，要么是为领主工作的不自由农民，他们被称为“农奴”，源于拉丁语，意为奴隶。
封建农村的阶级斗争主要不是由雇佣工人和他们的老板之间为争取报酬、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而进行的斗争，而是由农奴进行的，他们争取的是摆脱强迫劳动和降低租金。
尽管这一制度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但它在帮助欧洲摆脱黑暗时代方面发挥了进步作用。从10世纪到13世纪，欧洲人口增长了大约三倍，达到约8000万，这是近1000年来的最高水平。
欧洲内部贸易在黑暗时代几乎消失，如今开始复苏，中世纪城镇和资产阶级也纷纷涌现。与此同时，与非洲和亚洲的对外贸易也再次蓬勃发展。命运的捉弄，正是这种贸易扩张导致瘟疫如此迅速地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
封建制度的局限性
然而，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够使社会永远发展下去。在某个阶段，原本促进进步和发展的社会关系会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封建社会在瘟疫爆发之前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到14世纪初，封建制度已达到极限，而瘟疫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到14世纪初，封建制度已达到极限。在前一时期向处女地扩张，推动了生产和人口增长的时代已告结束。因此，粮食剩余量相对于人口开始减少。由于庄园生产受限和领主贪婪的消费，劳动生产力无法跟上。
农民占多数，却越来越穷，而领主们的压力越来越大。1307年，一场可怕的欧洲大饥荒席卷而来，被认为是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夺走了10-25%的人口的生命。
更糟糕的是，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没有了处女地，一些儿子没有了遗产，失去了生计，为严重的社会危机铺平了道路。罗伯特·戈特弗里德在他的《黑死病》一书中评论道：
“过去，农民享有当农民的权利，但 1250 年以后，这变得越来越困难。旧的庄园制度正在瓦解，而领主们现在似乎没有做出什么真正的贡献，反而变得越来越富有。”
这句话让人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社会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已经无法生存，“因为它无力保证奴隶在被奴役的状态中生存”。旧秩序已经病态，瘟疫让这种病态有了切实而可怕的表现。
瘟疫来袭
据信，鼠疫最早出现在14世纪20年代的戈壁沙漠。它通过蒙古商人和骑兵传播到欧亚大陆各地，并于14世纪30年代传入东大，导致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这场灾难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西方和东方的许多城市直到16世纪才恢复到瘟疫前的人口水平。
随后，这种恐惧传到了西方，一位编年史家声称：“印度人口锐减；鞑靼、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亚美尼亚到处都是尸体；库尔德人徒劳地逃往山中。”
和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样，第一个受到疫情影响的欧洲国家是意大利。在黑海沿岸进行贸易的热那亚商人无意中感染了瘟疫，并将其带回了家乡和地中海其他地区。从这里开始，瘟疫迅速蔓延到基督教欧洲和穆斯林世界。
开罗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疫情尤其严重。在疫情高峰期，开罗每天的死亡人数高达7000人。棺材短缺意味着许多人被埋在集体坟墓中，其场景与今年早些时候在纽约看到的类似。
著名的博学者和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父母均因瘟疫去世，他当时写道：
“东方和西方的文明都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瘟疫，这场瘟疫摧毁了国家，导致人口灭绝。它吞噬了文明的许多美好事物，并将它们消灭殆尽……”
“就好像世界上存在的声音在呼唤湮灭和限制，而世界回应了它的呼唤。”
到疫情结束时，仅开罗就有20万人死于瘟疫，超过当时几乎所有基督教城市的总人口。这场灾难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西方和东方的许多城市直到16世纪才恢复到瘟疫前的人口水平。
绝望
不难想象，当这种末日景象突然降临到人类头上时，社会上弥漫着怎样的恐惧和绝望。所有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常规方法（例如洗澡）都无法抵御瘟疫。医学界发现自己完全无力阻止疾病的传播。
这场瘟疫也暴露了教会制度的缺陷，教会的精神保护对于这场灾难完全无效，许多人认为这是上帝愤怒的明显标志。
很多地方牧师为了躲避瘟疫而逃亡，留下羊群【指教区的基督徒-译者注】无人照管，甚至没有临终仪式的慰藉。这引发了人们对国教的普遍不信任和质疑，并催生了许多新的宗教运动。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鞭笞教派，它遍布欧洲，在德语和荷兰语世界尤为强大。
鞭笞者们会以50到300人的队伍从一个城镇游荡到另一个城镇，持续33天，象征着基督在人世间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们被禁止说话、洗澡或睡在柔软的床上。到达城镇后，他们会跪在地上鞭笞自己，为人类的罪孽忏悔，希望这能结束瘟疫。
在该运动的早期阶段，鞭笞者队伍的到来往往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他们认为鞭笞者是抵御瘟疫的真正精神防线，而不是受到广泛质疑的国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运动开始按照阶级划分分裂。
在不断壮大的贫苦大众的影响下，该运动开始呈现出一种革命教派的形式。许多鞭笞者相信，神圣罗马帝国的旧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将复活，驱逐教士，强迫富人与穷人结婚，然后基督本人将重返人间。
这些思想首先遭到贵族的排斥，然后是较为体面的资产阶级，最后甚至遭到富裕农民的排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运动逐渐缩小到社会最贫穷和最贫困的阶层。一旦被孤立，剩下的鞭笞者随后被国家镇压。
瘟疫期间绝望情绪的另一个产物是欧洲各地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一时期的屠杀规模令人震惊。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城镇，犹太人被不合情理地指控故意传播瘟疫或投毒水井。结果数千人惨遭屠杀。
教会和封建当局实际上采取了一些小措施来保护犹太人，驳斥了针对他们的指控。但这对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最终，这引发了大批犹太人的迁移，他们逃离迫害前往东方和波兰，国王卡齐米尔三世邀请他们定居在那里。
经济危机
瘟疫不仅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和道德危机，还使封建经济陷入停滞。这给统治阶级带来了一场严重而持久的危机，产生了重大影响。
黑死病和新冠疫情都对各自时代的经济体系造成了沉重打击。
瘟疫最早于1348年9月在英国爆发，这很好地体现了这场危机的规模。在牛津附近的库克瑟姆庄园，该庄园由著名的默顿学院所有，由于人口急剧下降，学院的土地无人耕种。这导致租金普遍下降，影响了庄园的收入。与此同时，为了获得高薪，不得不雇佣工人到庄园工作。
在小麦等主食作物需求和价格下降的背景下，这一双重打击永久削减了庄园的“利润”。这些利润从1349年的平均每年40英镑下降到1354到1355年的不到11英镑，这是黑死病爆发后第一年有利润记录。
总体而言，英国各地封建贵族的收入估计在1347年至1353年间下降了20％以上。随着庄园制度的崩溃，高死亡率也导致许多贵族家庭失去了男性继承人，这意味着许多曾经的显赫家族就此消亡。
统治阶级的深刻危机伴随着后来被称为“劳动者黄金时代”的开始。1349年，许多庄园的工资翻了一番。在库克斯汉姆庄园，一名农夫的工资是10先令，1350年是 6 便士，而他在1347年只能赚到2先令。低微的日工除了更高的工资外，甚至还享受了“肉饼和金色麦芽酒”的午餐。
但受益的不仅仅是劳动者，只要他们在瘟疫中幸存下来；这场危机也促使农民的状况和权利发生了剧烈变化。
土地供应充足、租金低廉意味着农民的流动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农民可以有效地“货比三家”，抛弃领主，选择租金更低、限制更少的领主。在这种情况下，农奴制既不可能，又荒谬。
反动与革命
毫不奇怪，统治阶级迅速采取行动，试图恢复昔日的“正常状态”。1349年，爱德华三世颁布了《劳动法》，旨在将工资固定在1348年之前的水平，但无济于事。
恢复经济正常而征收的税款激起了1381年一场激烈的农民起义。
教会很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因此加入了地主反对劳工馅饼和啤酒的讨伐。1350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发布了他的著作，谴责那些对普通服务收取额外费用的人的贪婪。
领主和普通农民之间如此明显而透明的利益冲突必然会引发巨大的反弹。农民和劳动者越来越意识到领主不过是寄生虫，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消耗他们的劳动。他们无意放弃在那些难以形容的瘟疫年代所获得的利益。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无法容忍这种情况。不仅工资上涨和租金下降让他们掏空了腰包，而且取消农民肩上的许多限制和强制劳动服务不仅威胁到他们的庄园账户，还威胁到他们所处的整个社会秩序。
几十年来，统治贵族一直心怀怨恨，试图夺回普通民众的利益并恢复农奴制。在英国，国王于1377年引入了臭名昭著的人头税，向王国的每个成年人征税。
1378年和1381年，这项税收又两次增加，给农民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许多人指责国王试图恢复农奴制。激进的传教士约翰·威克利夫谴责了这项税收，宣称：“这样一来，领主们就吃喝穷人的血肉了。”
1381年，英国埃塞克斯郡的农民拒绝缴纳税款，爆发了农民起义，一位名叫沃特·泰勒的富农率领军队来到伦敦，宣称“杀死所有律师和国王的仆人。”
起义的另一位领袖是失业的牧师约翰·鲍尔，他呼吁“一切都应该公用，我们应该团结起来，领主们不应该比我们更有权。”他向起义者布道：
“当亚当耕田、夏娃耕种时，哪里有绅士？”
这种平等主义精神后来被英国革命的挖掘派（the diggers，克伦威尔革命军中最激进的部分）所发扬。
当起义军到达南华克的泰晤士河时，伦敦群众放下了桥梁，帮助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这是资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早期例子，该联盟在英国和法国革命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占领伦敦塔后，起义军甚至斩首了令人憎恨的坎特伯雷大主教。
随后，起义军开始洗劫舰队街沿线贵族的豪华住宅和宫殿。但他们几乎没有从敌人的巨额财富中偷走任何东西，宣称自己是“真理和正义的狂热分子，而不是小偷和强盗”。相反，统治阶级的家具和珠宝被扔进河里或烧为灰烬。
年轻的国王理查二世被迫答应起义军的要求，承诺结束农奴制、实行廉价土地和自由贸易。但起义军满足了条件后，理查二世便将他们屠杀殆尽。
尽管起义本身最终被击败，但农奴制从未重返英国。直到1989年撒切的失败实验，英国才再次征收人头税。
过渡
农民起义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农奴制的结束实际上意味着封建制度的结束。旧秩序正在消亡，但新秩序尚未诞生。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用葛兰西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怪物时代”。历史上很少有像黑死病这样可怕的事情。
黑死病加剧并加速了社会的发展，并在整个14至15世纪持续改变着社会。中世纪晚期成为富裕独立农民的时代。与此同时，已不复存在的封建贵族在玫瑰战争中继续精疲力竭。
渐渐地，旧的封建王朝被一个新的地主阶级所取代。他们通常是通过花钱买通贵族身份的商人，他们更注重赚钱，而不是他们前辈那种滑稽的骑士精神。
在国家层面，瘟疫爆发前，各种官僚和文职职能主要由牧师承担，而现在，这些职能越来越多地被新兴的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律师等阶层所接管。
随着君主制变得更加集中并且更加依赖富商（例如赫尔的德拉波尔家族）的资金，封建君主制和城镇资产阶级之间的这种新关系才变得更加强大。
这些渐进式的变化最终催生了都铎王朝的专制君主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6世纪，领主们对英国的自由农民和富裕的劳动者进行了报复。但1347年的旧秩序再也没有恢复。
新的地主阶级不但没有强迫农民为他们劳动。反而把贫困农民赶出自己的土地，把他们的田地变成牧场。
农村的这场暴力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农业，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没有财产的贫民阶级，他们最终被赶进工业革命的工场和工厂，成为现代的工人阶级。
今天
黑死病与当今的相似之处令人震惊。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的致命影响仍然骇人听闻，但幸运的是，其影响没有黑死病那么严重。尽管如此，这两场疫情都打击了已经达到极限的社会体系，并引发了威胁颠覆现有秩序的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的致命影响仍然骇人听闻，但幸运的是，其影响没有黑死病那么严重。尽管如此，这两场疫情都打击了已经达到极限的社会体系，并引发了威胁颠覆现有秩序的危机。
黑死病并没有造成封建主义危机，这场危机早在鼠疫杆菌逃离戈壁沙漠的几十年前就已开始。同样，新冠肺炎也没有造成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
但两者都是巨大的外部冲击，使社会表面下的所有矛盾暴露和激化，都是历史的“偶然”，有力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但相似之处还不止于此。就像14世纪一样，统治阶级会尽一切努力通过紧缩和镇压，在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实现复苏。但也就像14世纪一样，反对这种猛烈攻击的大规模起义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可能再回到“正常”状态。和以前一样，旧秩序正在消亡，并将人类拖入深渊。但今天，新秩序已准备好取代旧秩序，并正在努力诞生。今天爆发的斗争，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工人阶级革命崛起的早期震颤。
当今的工人是1381年农民起义者的后代，他们赢得了自由，却又被后人夺走。在与资本的斗争中，我们继承了他们的斗争，以实现约翰·鲍尔的愿景，即没有领主或主人，人人都过着自由平等的生活。这一次，我们将完成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