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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开大学(英文: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缩写:OUHK、OpenU),简称“公大”,前身为香港公开进修学院,是位于中国香港九龙何文田的法定公立大学。大学1989年由香港政府创办,1997年5月正名为香港公开大学,成为香港第七所法定大学,并与八大教资会院校一样拥有政府颁授的自我评审资格。校本部由五所学院组成,分别为人文社会科学院、李兆基商业管理学院、教育及语文学院、护理及健康学院和科技学院,并下设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此外,还设有位于香港新界提供副学士和高级文凭课程的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2020年4月,香港公开大学(肇庆)获批建立。
公大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是英联邦高等教育联盟(ACU)成员,国际远程开放教育理事会(ICDE)成员和粤港澳高校联盟创盟成员。大学所颁授的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学术资格获香港及内地政府认可。部分认可主修语文的学位课程已通过香港语常会的语文专业发展奖励津贴计划。公大学生亦有很多机会申请到外地进行交流,其中包括北京大学、英国华威大学等。 [1] 
公大是唯一由香港政府创办的财政资助大学,成立之初乃是一所以遥距教学为本的院校,现可说是两所大学合而为一,以多元模式办学,2001年起开办全日制课程,逐渐发展为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高校,并在2007年起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联合招生办法(JUPAS)收生。现任校监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女士。校长为黄玉山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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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莫言获香港公开大学博士学位的演讲(2005年) 我看到“莫言博士”这几个字,心里就忐忑不安,我怎么会变成博士呢? 四十年前我从叔叔那里偷过一支博士牌钢笔,还被父亲痛骂一顿。“你还会用钢笔?铅笔都用不好。”谁知道过了四十年,博士这两个字竟然跟我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全场笑) 几个月前,得到香港公开大学要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消息,我就立刻向父亲报告了。我说:“还记得当年您骂我吗?我偷了我叔叔的钢笔,您不是还笑话我吗?”他说:“有这事吗?”然后,他又问我:“博士大还是县长大?”我说:“这个很难比较,差不多吧,相当于副县长。”他就很高兴地说:“这个干部已经做得很大了。”总之,公开大学授予我这个学位,让我惶恐之至。其实感觉是浪得虚名,受之有愧。 一般来说,博士要精通三门以上的语言,要著作等身,学贯中西,我就是会写两篇小说而已。中文都说得不流利,英文呢,学了“厕所”这个单词,现在也忘记了。所以我是没有语言财富的,起码我是没有语言天分的,在学外语方面。 既然把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了我,我自然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以后会经常把这个头衔在我的书上印出来。我也会把这一次接受学位时拍的照片,挂在我们家的墙壁上。让我父亲看看这个相当于副县级的职位,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全场笑) 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小时候的志向就是怎样填饱肚子 刚才校长阁下说,莫言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作家。这对我绝对是一个夸奖,我从来没有远大志向。我的志向、我的野心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膨胀的。 小的时候,我的志向和小动物相同。我出生的年代是上个世纪50年代,童年正遇上中国内地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候,吃饭、穿衣都非常成问题。有很多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天一睁眼想到的就是怎样搞到一点东西吃,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至于穿衣,更无所谓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在十岁以前,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没有那么多衣服。如果到了夏天,你到我们村庄去,会看见那些小孩都是光着屁股的。并不是我们喜欢裸体,而是确实没有衣服穿。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在这种状况下说一个人有什么远大志向,那绝对是夸张。人都是物质环境的产物,只有在吃得很饱、穿得很暖、住得很舒适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才会有关于文学、关于艺术的追求和要求。 除去个别的天才以外,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孩子,都没有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联想。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怎么样能吃上一顿饱饭,怎么样能够进入城市,怎么样可以脱离农村。这种愿望实际上是那时候很多年轻人的最高理想。 邻居告诉我,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 作家梦源于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 没有远大志向,怎么又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呢?这也跟我居住的村庄的邻居有关系。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的邻居里有一个大学毕业生。1957年,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这个大学生邻居,在学校里被划成了右派,当然现在叫错划成右派。 大学生跟我们一起劳动,他是中文系的,后来也做过中学语文教员,对文学比较了解。他经常在劳动的间隙,向我们灌输一些有关文学的话题。 他说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我们当时认为,只有神仙才有可能一天吃三顿饺子。因为我们一年也吃不上一顿饺子。只有在好年景的时候,除夕夜里能吃一顿饺子。而且那饺子还是两种皮的,一种是黑皮黑面的,一种是白皮白面的。这个作家竟然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写出一本小说来,可不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他说:“当然可以!”(全场笑)所以说,我最初关于文学、关于当作家的梦想就是从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的。 那时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时候的文学,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戏剧只有八个样板戏,小说也就那么十几部,作家也只有那么一个。即使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被称作红色经典的小说,在“文革”期间也被禁止了。小说已经变成了政治的一种宣传品。我们能读到的,也就是当时流行的“三突出”。 那个时候让我产生文学梦想,实行起来也非常困难,搞一支笔、几张纸都不容易。但我还是在1973年的时候,拿起笔来想尝试写一篇小说。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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