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民和政府真正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消除过去的社会弊病时，奇迹是可以实现的。
谢小庆按：《五星闪耀中国——我们回到新中国的故事》（Five stars over China：The story of Our returned to new China）1953年5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出版。全书468页。
作者文月华（Mary Austin Endicott，1897-1967）1925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后，追随丈夫文幼章先生（James Endicott,1899-1993）来到中国，直到1947年，在中国生活了25年。她1947年与丈夫一道回到加拿大。1952年，应中国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hinese Committee for World Peace） 郭沫若同志的邀请，与丈夫一道来华访问4个月。这本书记录了她此次重回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
在华期间，文月华走访了工厂，农村，学校，医院，政府机关，宗教场所，采访了工人、农民，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中小学教师，资本家，牧师，主教，大学教授，科研人员，在华工作的外国人，等等。围绕土地改革，城市工商业改革，援朝战争，科学研究，妇女解放，医疗保健，防治传染病，三反五反运动，扫盲，教育普及，税收，水利建设，思想改造，宗教政策等许多问题，介绍了实际状况，进行了讨论。
文月华1952年春访问南京期间会见了吴贻芳博士。文月华在书中记录：“我们早上八点前就要离开南京。虽然时间很早，吴贻芳博士还是来和我们道别。她作为金陵大学（后并入南京大学）副校长工作十分繁忙，仍抽出时间与我们共度了一个上午，第二天晚上又回来与我们共进晚餐。”
吴贻芳（1893-1985）于1928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当年就回国接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职务，担任该校校长23年。1951年金陵女子大学并入金陵大学，她担任金陵大学副校长。抗日战争期间，她曾是国民政府的国民参政会核心成员。40年代，宋美龄、张治中曾先后动员她出任教育部长，被她拒绝。1956年和1981年，她曾两度担任江苏省副省长。
1952年，文月华与吴贻芳虽然多次见面，但仍然感到言犹未尽，约好继续以书面方式接受文月华的采访。1952年6月13日，吴贻芳如约写信回答了文月华提出的问题。
亲爱的恩迪科特（Endicott，文家英文姓氏）一家：
各位参观了淮河工程，想必对这项工程的规模和建成后将给人民带来的福祉有所了解。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去年春天听到的充满人情味的故事。一位教授在访问该地区时，看到一位农民的妻子兴高采烈地准备缴纳季节性的农业税。当他看到她把大量的小麦收成装进袋子时，他问她：“你只剩下这么多收成，如果发生意外，你需要更多的小麦，你会怎么做？”“没关系，”她立即回答，“毛主席会照顾我们的需要。”
金陵大学副校长、曾任金陵女子学院院长多年的吴贻芳博士，
在我们离开南京时向我们告别。
那么，为什么老百姓对政府会有这种感觉呢？这种自发的信心不是宣传造成的，也不是因为那位妇女得到了土地，这个地区的土地改革因为洪水而被推迟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政府的帮助下，她度过了刚刚过去的严冬并种出了小麦。村里的共产党员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与他们分享一切。他们知道每个家庭的实际需要，公粮已经分发给有需要的人。没有救济品被随意丢弃，也没有一粒粮食被偷走。政府官员如此诚实和如此分享，农民们从未见过。他们怎么能不完全信任以毛主席为首的新政府呢？而且，如果没有这个政府，小麦根本就不会大丰收。
让我来告诉你这项工作是如何进行的。1950年洪水过后，政府实施了一项明智而有效的政策。它提供了种子和其他必要的工具，并呼吁农民合作工作。一旦清理出一块土地，就动员他们开始种植，而不必等待每个人自己的地块晾干。这样既没有浪费时间，也没有浪费一分土地。农民们看到了他们所期望的相互帮助的价值。因此，当获得了三十年来最好的小麦收成时，他们非常高兴。为了表示感激，他们因此将他们的第一批产品贡献给了政府。
这让我想起毛主席在党员下乡前对他们的指示。他说，党员的首要任务是关心群众的利益，做到了“私粮救民”，自然就会“公粮救国”。这种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的考虑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础，自然会引起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
我希望能够向你们介绍去年（1951年10月1日）国庆节时人民的高涨热情和欢欣鼓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短短两年后，我们激动地从官方报告和个人故事中读到工业、通讯、农业、商业和教育等不同领域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例如，以南京为例——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新的欢庆气氛。国庆前夕，9月30日，我去了市中心的公共广场，那里的景象令人兴奋不已。大人和小孩欢声笑语，沿着大街漫步，欣赏灯光和装饰。所有商店都开门营业，生意兴隆。我买了一些东西，和店主聊天。他们为自己的生意红火而高兴，并确信未来的日子会更好。他们告诉我，农民们正在大量购买布料做新衣服，还买了以前买不起的热水瓶和手电筒。
让我举一个农民增收的例子。茉莉花（以茉莉花茶而闻名）曾经是当地的特产，但温室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摧毁。这些农民获得了政府贷款，修复温室、获得新植物和其他设施来改善他们的工作。此外，他们组织了合作社，取消了“中间商”。结果是他们的生意比1937年日本侵略之前好得多。
对于城市中的企业和小企业，政府提供了各种援助，帮助他们开办或扩大工厂。解放后不到两年，南京工商协会去年夏天就举办了一次地方产品展销会。许多交易都是与来自上海、天津和其他城市的代理商进行的。例如，鸭子经销商忙于完成著名的“南京盐水鸭”的大订单。
节日庆祝活动最重要和最特别的特色是这些商人自己展示的各种商业和工业的非法行为。你可能会问，他们是自愿地披露这些欺骗客户的可耻方式，还是被迫这样做？不，都不是。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以前的做法是错误的，清除这些做法将有助于诚实的商人获得合理合法的利润。这个展览对参观者进行了有效的教育，并帮助人们认识到已经发生的根本变化。
一些更恶劣的做法，比如投机，在投机者汲取了惨痛教训后，便停止了。这是1949年冬天一群米商的经历。他们购买了大量的米，囤积到农历新年之后。囤积导致米从市场上消失，价格上涨。政府粮食公司引进了新的供应商，并安排了一些商店成为零售商。一些零售商履行了协议，但其他零售商则与囤积者联手，米很快就又从市场上消失了。政府粮食公司执行坚持满足人民需求的政策，引进了另一批供应商，并开设了自己的销售摊位。
政府从投机商人手中夺走了生意。然而，人们知道了真相很高兴，这些投机商人得到了教训。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他们可以依靠政府来维持最基本食品的稳定价格。
过去两年，基本粮食产量大幅增加。这要归功于政府的各种帮助。北京最近发出的命令可以作为例证。去年冬天降雪稀少，人们担心来年夏天可能会出现干旱。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在二月份指示农业局帮助农民做好克服可能出现的干旱的准备。这项指示得到有效执行，因为农民们全力配合这项计划。从这些措施中，全国人民逐渐认识到政府所有政策的基本原则：即最大多数人的长远福祉高于一切。
我们基督徒一直宣扬服务的理想，却从未认真实践过。《圣经·雅各书》2章15、16节提出了一个问题。莫法特（Moffatt）将其翻译如下：“假设兄弟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在中国，我们很高兴支持一个竭尽全力照顾人民需要的政府。
我们的政府不仅关心满足眼前的需求，还关心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和苦难的根源。许多地方和国家项目都已经实施，以改善物质条件，使人们能够得以工作来改善生活。数亿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安全感，因此这场革命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真正摆脱了贫困。
解放不仅意味着身体上的安全，也意味着地位的提高，意味着所有人都平等。我在各种会议上都看到，普通百姓、工厂工人、农民或家庭主妇站起来，自信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某种生产方法的改进，一亩地的粮食产量的增加，或者他们为朝鲜志愿军制作了多少布鞋底。我和他们交谈过，发现他们既不胆怯也不自大，而是充满自尊，相信他们正在为建立中国的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听过最感人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偏远村庄的穷苦老农民。在土改期间的一次公众集会上，他听了几位同阶层的人发言，突然走出来，颤抖着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连我都能说出心里话来。”几百年来，在封建压迫下被压抑的声音，终于被释放了。
说到群众大会，让我想起解放初期，我曾对“群众运动”和“激烈斗争”这种新方法心存畏惧。直到一次次运动中，我才逐渐明白了群众大会的意义和必要性。最近，我们大学参加了全国机关“反贪污、反官僚、反浪费”运动；参与了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运动。
在任何国家，这些弊端早已受到人民的谴责，有时还受到政府的禁止。但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敢于像毛主席这样坚决彻底地呼吁清除这些弊端。这是因为在他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实行为人民服务的政策，不谋取私利，全国人民都积极响应，把这些旧制度的弊端从社会中清除出去。
政府官员从自身做起，彻底清理了一批干部，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小职员，一律给予相应处罚，其中也有少数共产党员，处理方式也一视同仁。
我们原本以为在教育和文化机构中不会出现这样的腐败现象，但当发现腐败对大学教职员工的影响如此严重时，我们感到非常痛苦。他们意识到自己造成的严重损害，并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真诚悔改，并表示决心开始新的、干净的生活。
这项运动在工商企业中成功实施，导致上千种商品的价格平均下降了7%，这在以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真的实现了。
这一切清楚地表明，当人民和政府真正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消除过去的社会弊病时，奇迹是可以实现的。现在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建立中国的新秩序。
吴贻芳
金陵大学，南京
1952年6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