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表达，实事求是既是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思维，也是一种涵摄主体性旨趣的价值思维，是科学认识的客观实证性和实践的价值主体性的有机统一。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以中国具体实际为基本依据的务实性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形成了辩证的、有机的、动态的统一，从而表现出极具民族特色的实践智慧。以此实践智慧为中介，毛泽东不断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
关键词：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实践智慧
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精髓是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表达，实事求是体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和一贯传统。它不但是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思维，同时也是一种涵摄主体性旨趣的价值思维，即旨在追求一种有益于现实社会主体生存和发展的正向效应。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中心，为中国找到一条实现国家独立与人民幸福的可行道路，既是毛泽东领导和推动中国现代变革的鹄的，又是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主题。这决定了实事求是既是包涵衡量和判定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与否的价值准则，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动力。在此引导和规范之下，毛泽东实现了科学认识的客观实证性与社会实践的价值主体性的辩证统一，从而使唯物辩证思维在与中国现代变革的有机结合中生发出极具民族特色的实践智慧。以此实践智慧为中介，毛泽东不断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和升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
/一、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总体性维度
理论的生命力取决于其内涵的科学性和思维方式的缜密性。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和凝练，特定理论形态的形成既受思想家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其独特思维方式的外在反映，又是其独特思维方式不断与实践相结合，实现其价值准则、产生巨大现实作用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执定，一方面源于实践主体无法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而进行现实活动，对客观事物及其内在规律性的了解和掌握是社会实践得以展开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只有在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解释和建构现实世界。二者的有机结合，既是主观意愿与客观条件的辩证统一，也是实践原则与价值尺度的有机融合。
作为毛泽东思维方式的总体性原则，他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对实事求是作过经典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事求是所坚持和倡导的，一是利用唯物辩证法所确立的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深入客观现实，调查研究，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科学抽象与辩证综合，找出事物内部联系及其规律，以更好地指导实践。“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可以通过自身内在的尺度去把握和接受对象，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能动地改造对象，实现自己的目的。在毛泽东看来，人的活动固然要遵循客观规律，但人绝不是客观世界的玩偶，而应该发挥“主观指导力”和“自觉能动性”，从实践活动中去解释和建构人所活动的现实世界，即“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事实尺度与实践标准的内在统一，构成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核心，使其具有超越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唯物机械论的革命批判性。
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便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革命批判性。一方面，在他看来，中国的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从而使其思想和行动出处从“书本”出发，理论和实际分离，认识与实践脱节。他们“自己造成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教条主义者颠倒了认识的正常秩序，“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另一方面，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也体现了历史认识上的价值问题。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延续了传统中国“唯圣唯经”的思维方式。他们对“先哲”和经典的迷信，反映其无视中国民众及其实践的伟大历史作用，仍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就是实事求是思维方式所要求的历史实践性与人民主体性的辩证统一——既以实践作为实现人民利益的根本途径，又以人民利益作为调整实践方式的要求。
由此可见，实事求是思维方式包含着认识的客观实证性和实践的价值主体性。这与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个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实在在的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是设计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思维，在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机械论的同时，结合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逐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这是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生动体现和理论创见。
/二、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务实性维度
回望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综合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基本指向，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便跃然而出，这就是科学务实性，或者可以称之为“唯实性”：既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把客观现实作为行动的基础，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认识、把握事物；又强调以客观实在的社会实践效果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检验真理、推进实践的尺度和标准。因此，唯实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理论思维的立足点，是其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思维方式的“务实性”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方面，其思维活动具有强烈的求实精神。是否依据“事实”，能否被“证实”，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早在1920年，他就从改造中国出发，特别注重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更是多次强调“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领导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带领中国人民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及时把握国内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对基本国情作出了较为准确的分析。他提出“一穷二白”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列强“实际上统治了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1962年１月，他又用“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凝练地概括了基本国情：“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正是基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步判断，毛泽东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另一方面，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一般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式的科学实证，而是深入社会实践领域，其实事求是思维方式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实践相结合，表现出丰富、生动的价值旨趣。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固然是社会实践的基础，但如果思维活动止步于此，而不对现实资料进行理性分析与综合，同样不是实事求是。可以说，他的全部理论思维活动，都是立足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与建设问题的，是为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服务的。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要“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毛泽东曾经生动地将之总结为“靠经验吃饭”的过程。1965年７月，在接见刚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时，他主动提及“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是毛泽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生动体现，也是他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的理性把握。“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毛泽东将这种勇于实践，在实践中求发展的务实思维进一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鉴于苏联体制的弊端已严重暴露，毛泽东果断提出“走自己的路”，强调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正是实事求是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历史实践性，才使得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变革呈现出客观实证与价值实践相互交织的生动图景。
毛泽东思维方式的“务求性”，既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上，又强调在社会实践中的“求是”。“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实事求是思维方式既是客观实证与历史实践相统一的关键链条，也是科学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确立，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同轨合辙，创造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为中国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提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
/三、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价值性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