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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获香港公开大学博士学位的演讲（2005年） 我看到“莫言博士”这几个字，心里就忐忑不安，我怎么会变成博士呢？ 四十年前我从叔叔那里偷过一支博士牌钢笔，还被父亲痛骂一顿。“你还会用钢笔？铅笔都用不好。”谁知道过了四十年，博士这两个字竟然跟我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全场笑） 几个月前，得到香港公开大学要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消息，我就立刻向父亲报告了。我说：“还记得当年您骂我吗？我偷了我叔叔的钢笔，您不是还笑话我吗？”他说：“有这事吗？”然后，他又问我：“博士大还是县长大？”我说：“这个很难比较，差不多吧，相当于副县长。”他就很高兴地说：“这个干部已经做得很大了。”总之，公开大学授予我这个学位，让我惶恐之至。其实感觉是浪得虚名，受之有愧。 一般来说，博士要精通三门以上的语言，要著作等身，学贯中西，我就是会写两篇小说而已。中文都说得不流利，英文呢，学了“厕所”这个单词，现在也忘记了。所以我是没有语言财富的，起码我是没有语言天分的，在学外语方面。 既然把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了我，我自然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以后会经常把这个头衔在我的书上印出来。我也会把这一次接受学位时拍的照片，挂在我们家的墙壁上。让我父亲看看这个相当于副县级的职位，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全场笑） 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小时候的志向就是怎样填饱肚子 刚才校长阁下说，莫言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作家。这对我绝对是一个夸奖，我从来没有远大志向。我的志向、我的野心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膨胀的。 小的时候，我的志向和小动物相同。我出生的年代是上个世纪50年代，童年正遇上中国内地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候，吃饭、穿衣都非常成问题。有很多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天一睁眼想到的就是怎样搞到一点东西吃，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至于穿衣，更无所谓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在十岁以前，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没有那么多衣服。如果到了夏天，你到我们村庄去，会看见那些小孩都是光着屁股的。并不是我们喜欢裸体，而是确实没有衣服穿。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在这种状况下说一个人有什么远大志向，那绝对是夸张。人都是物质环境的产物，只有在吃得很饱、穿得很暖、住得很舒适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才会有关于文学、关于艺术的追求和要求。 除去个别的天才以外，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孩子，都没有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联想。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怎么样能吃上一顿饱饭，怎么样能够进入城市，怎么样可以脱离农村。这种愿望实际上是那时候很多年轻人的最高理想。 邻居告诉我，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 作家梦源于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 没有远大志向，怎么又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呢？这也跟我居住的村庄的邻居有关系。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的邻居里有一个大学毕业生。1957年，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这个大学生邻居，在学校里被划成了右派，当然现在叫错划成右派。 大学生跟我们一起劳动，他是中文系的，后来也做过中学语文教员，对文学比较了解。他经常在劳动的间隙，向我们灌输一些有关文学的话题。 他说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我们当时认为，只有神仙才有可能一天吃三顿饺子。因为我们一年也吃不上一顿饺子。只有在好年景的时候，除夕夜里能吃一顿饺子。而且那饺子还是两种皮的，一种是黑皮黑面的，一种是白皮白面的。这个作家竟然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写出一本小说来，可不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他说：“当然可以！”（全场笑）所以说，我最初关于文学、关于当作家的梦想就是从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的。 那时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时候的文学，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戏剧只有八个样板戏，小说也就那么十几部，作家也只有那么一个。即使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被称作红色经典的小说，在“文革”期间也被禁止了。小说已经变成了政治的一种宣传品。我们能读到的，也就是当时流行的“三突出”。 那个时候让我产生文学梦想，实行起来也非常困难，搞一支笔、几张纸都不容易。但我还是在1973年的时候，拿起笔来想尝试写一篇小说。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 我与电大情有独钟 我与电大情有独钟
• 我与电大结缘 我与电大结缘   我与电大结缘 王晓明 我于1996年从天津市教委调到广播电视大学，担任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至今已8个年 头。在此之前，我曾在市教委工作了23年。...
• 中国青年报：这块屏幕可能会改变命运 　　2018-12-13 17:17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程盟超 　　过去一段时间程盟超，我们的记者试着去了解这样一件事情：248所贫困地区的中学，通过直播，与著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课。 　　此举引入一些学校时，遇到过老师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极应对，上课很久才晃进来，甚至整周请假，让学生自己看屏幕。 　　这是一块怎样的屏幕？ 　　这近乎是两条教育的平行线。 　　一条线是：成都七中去年30多人被伯克利等国外名校录取，70多人考进了清华北大，一本率超九成，号称“中国最前列的高中”。 　　另一条线是：中国贫困地区的248所高中，师生是周边大城市“挑剩的”，曾有学校考上一本的仅个位数。 　　直播改变了这两条线。200多所学校，全天候跟随成都七中平行班直播，一起上课、作业、考试。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十几倍——即使网课在城市早已流行，还是令我惊讶。 　　过去两年，我采访过广西山区的“零一本”县；我也采访过北大的农村学生；我自己在山东一所县中度过三年，和同学们每天6点起床，23点休息，学到失眠、头疼、腹泻，“TOP5、TOP10”仍是遥不可及的梦。 　　我理所当然地怀疑，学校、家庭不同，在十几年间堆积起学生能力、见识、习惯的巨大差异，一根网线就能连接这一切？ 　　开设直播班的东方闻道网校负责人王红接说，16年来，7...